历史中的兔子：早在三国时期就用兔毛制笔******

　　从“玉兔捣药”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兔子已经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在中国古代，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2023年新春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吕鹏，聊聊历史中的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

　　兔鼠分道扬镳于6200万年前

　　《诗经》已记载兔肉食用方式

　　虽然在大众看来，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但吕鹏告诉记者，其实兔子跟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骨骼形态上看，兔(属于兔形目)和鼠(属于啮齿目)都拥有终身生长的门齿，表明兔和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分类学创始人林奈在1735年将兔和鼠一起列入啮齿动物。”

　　而它们分道扬镳，是在6200万年前。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传夔先生研究安徽潜山早古新世(距今约6200万年前)地层出土的动物遗存，发现有“安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其中安徽模鼠兔为兔形类动物的祖先类型，而东方晓鼠接近于啮齿动物的祖先类型，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具有相互交混的特征，这就表明一方面鼠兔同源，另一方面二者至少在6200万年前已经分道扬镳，兔形类和啮齿类动物走上了各自独立演化的道路。

　　吕鹏告诉记者，家兔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在我国古代，野兔的利用价值主要是在肉食、狩猎宠物、祭祀、药用、皮毛开发等方面。“兔头在四川人的美食版图上不可或缺，成都人称为兔脑壳，”吕鹏说，“其实在中国古代，野兔的主要用途就是肉食来源。”据《诗经·小雅·瓠叶》中记载：“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描绘了西周时期普通人家将捕获的野兔通过炮、燔、炙等加工方式制作成美食待客的情形。所谓“炮”就是将带毛的动物裹上泥放在火上烧；“燔”指的是用火烤熟食物，而“炙”则是熏烤的意思。据《礼记》记载，正式的宴请当备“六牲”作为荤菜，即豕、牛、羊、鸡、鱼、雁，兔子并未列入其中。虽然只备了兔肉，但主人换了三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可见其用心。

　　但在中国古代也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孕妇不能食兔肉。东汉《论衡·命义篇》中有过记载：“妊妇食兔，子生缺唇”。“当然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说法。”吕鹏解释道。除此之外，兔毛皮保暖性能好、不易缠结，可用以制裘，兔皮可以熬胶，兔毛还可以用来做兔毫毛笔。明代《齐民要术》中转录三国时期韦诞的《笔方》中有写“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可见用兔毛制笔的历史可以早到三国时期。

　　古人曾以活兔陪葬

　　新石器时代就有兔形玉器

　　在文物里，也有不少以兔为题材或者是兔子形象的文物。仅是故宫博物院，就有商代的玉兔、汉代的兔猴铜带钩、唐代的瓷兔、宋代的三彩剔划花兔纹枕、元代的白玉兔形佩、明代的双兔图页等藏品。

　　“按照文物材质来看，在玉石材质文物、陶质文物、青铜器和画像石中常见兔的形象。”吕鹏告诉记者。以距今53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例，在此墓地M10中出土有玉兔饰1件，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兔形玉器。

　　山西曲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青铜兔尊，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兔作为尊的青铜器。兔头微伸，呈跃跃欲试状，背上驮一尊口，兔身两侧饰圆形的火纹和雷纹。

　　而在山东嘉祥宋山4号祠堂东壁的东汉画像石中的兔子，则可以代表世俗和神话中两种不同的“兔”形象。吕鹏说：“在画像的上侧，东王公居中，马头、鸡头、狗头带翼神人跪于左右两侧；在画像左侧有面对面站立的两兔，分别用一只前肢扶臼，一只前肢握杵，似在捣药；在画像的下侧，厨房的房梁上悬挂着鱼、鸡、猪头、猪和兔等，这些都是准备烹饪的肉食。”

　　“山东济南洛庄汉墓的陪葬坑，是目前出土动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存。”吕鹏说，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编号为34号的大型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遗存共有110余具，动物种属包括绵羊、猪、狗、兔等4种。其中，兔有45只。

　　吕鹏告诉记者，在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该坑放置了两个兔笼。西侧木笼保存较好，长度1.8米，宽度0.47米，笼中发现多只完整兔骨，“根据笼中兔骨凌乱、笼外可能为外逃之兔的考古现象推测，当时陪葬的是活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9日 A12版)

解振华：中国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

　　中新网北京8月29日电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从未来的挑战变成眼前的危机。”第二届“共同行动 助力碳中和”高层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论坛上如是说。

　　论坛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与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为中外绿色低碳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和实践者搭建交流平台。

　　会上，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的嘉宾分享实践、交流经验，探索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解振华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挑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是唯一的选择。他指出，要推动各方将当前发展与长期转型结合起来，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携手走上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一直以来，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振华介绍，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了48.4%，超额完成对外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7.9亿吨。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2%下降到56%，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4%提高到15.9%。

　　他提到，当前全球面临俄乌冲突，经济、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等多重挑战，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出现一些回摆，但中国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按照既定的目标方向持续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无论其他国家气候政策是否出现反复，我们都会坚持落实《巴黎协定》，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和行动，与各方一道，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继续做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解振华说。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表示，印度尼西亚已经作出了减少碳排放的承诺，2016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已批准《巴黎协定》。印度尼西亚还制定了“2020年-2024年中期发展计划”，其中提到关于加强环境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能力等问题。在疫情挑战下，印度尼西亚通过低碳发展找到了持续前进的动力，包括建设可再生能源、规范垃圾的管理和发展绿色工业区等等。

　　此外，周浩黎提到，作为二十国集团(G20)现任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将把能源转型问题作为G20三个优先事项之一。预计在今年的G20峰会，将所有的成员国聚集在一起，讨论碳排放减少，推进削减燃煤电厂的投资计划，进一步支持向绿色能源过渡和转型。

　　“目前，南部非洲地区经历着各种不同的极端天气事件。”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表示，这些极端天气事件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基础设施被摧毁以及人员伤亡。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不足，同时疫情进一步消耗了有限的国家资源，而发达国家也未能履行资助义务。

　　谢胜文表示，南非致力于基于科学和公正原则应对气候变化，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南非政府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3.98亿-4.4亿吨。为实现脱碳，南非还制定一项电力部门投资计划，比如2019年的“南非资源计划”、绿色交通战略，以及近期实施的碳税。

　　“我们的战略不仅关注能源和交通部门，也包括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减排，比如在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等方面。”谢胜文表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实现碳中和，采取协调性的行动，才会最终获得胜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