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通关”！相约香港，不见不散 ******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日上午主持记者会时表示，香港与内地2月6日起全面“通关”，市民可随意、随时出行。
明晰具体要求，助你往返无忧！
一、增加开放口岸不设人数限额
2月6日起香港将开放全部陆路口岸，即在现在基础上加开罗湖口岸、香园围/莲塘口岸、落马洲/皇岗口岸提供旅检服务。沙头角口岸的货运服务亦恢复。届时，所有口岸不设限制，无需预约，随意出行。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4个重开的陆路口岸开放时间与疫情前一样，罗湖由6时30分开放至凌晨零时，皇岗、落马洲24小时开放，莲塘/香园围口岸开放时间为7时至22时，所有旅检私家车服务全面恢复，沙头角口岸恢复货运由7时开放至22时。
二、取消核酸检测要求 没有接种疫苗的海外旅客亦可前往香港
2月6日起，取消出入香港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要求。澳门来港不需要进行快测。
但对于海外及台湾地区入境香港的快测要求，李家超表示，由于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会有更多人员往来，为减低风险，海外及台湾地区入境人士的快测要求会维持一段时间，观察后再作检视，但是会取消由海外入境非香港居民的疫苗接种要求，即未接种疫苗的海外人士也可入境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与内地2月6日起全面“通关”。陈永诺 摄三、分阶段恢复跨境学生面授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2月8日起将有序恢复跨境学生面授课堂，会分两阶段实施，即2月8日中学先恢复，2月22日再扩至小学、幼儿园和特殊学校。他指出，分阶段是基于不同年龄学生的自理能力、跨境的需要，香港教育局会继续与相关部门、学界、校巴联系并提供支援。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特区政府会为跨境学生提供便利过关服务，教育局会经学校通知家长各出入口岸管制站清关安排及交通配套，各部门会尽快处理校巴服务申请。另外，为让跨境学生尽快适应面授课堂，特区政府已设立“校园复常好精神”专页，为学校及家长提供锦囊、资源包及短片等。
“通关”让香港“活起来”
2023年1月8日起，香港与内地实施首阶段“通关”。翻查香港入境事务处公布的1月8日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数字，当日共有46098人入境香港，比“通关”前一日增加了近三成。当日由香港出境的则有62409人，比“通关”前一日增长了1.4倍。
当时为减低交叉感染风险，从香港入境内地的人士须持有出行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香港尖沙咀一带游客明显增多。(资料图片)李志华 摄截至今日，该措施实施已近一个月，适逢春节返程和学生开学，来往香港和内地的人员有所增加。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仅自今年1月21日除夕至25日初四的5天新春假期期间，就有共41.7865万人次旅客来港，离港则有54.2610万人次，反映香港正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
李家超亦在2日出席香港大型宣传活动“你好，香港！”启动礼时表示，自香港与内地在今年1月8日恢复首阶段“通关”后，香港商业、零售、餐饮已动起来，下周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后，会广泛提振人文交流，全方位向世界以及内地推广香港，相信2023年的香港更繁盛、更精彩，市面更活跃。
香港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向来被认为是‘购物天堂’，除了香港本地市民消费，外来旅客消费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解释指，香港零售业三分之一要依靠来港旅客消费，“疫情前，一年差不多有6500万人次的入境旅客，当中有近八成是内地旅客。”疫情之下，内地旅客访港的数量几乎“清零”。
在邵家辉看来，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的安排对于疫情三年里生存情况非常艰难的香港零售业而言，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业界非常欢迎，相信随着来港游客的不断增加能带动整个零售行业，很多商铺都开始有计划地增聘人手，补充货源。尖沙咀一带人流明显增加，已经能见到不少内地旅客购物。”邵家辉对今年香港零售业表现非常乐观，相信不久之后生意可回复至疫情前的情况。
众多内地旅客搭乘高铁来港。(资料图片)李志华 摄“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告诉记者，农历新年期间，内地访港人数未出现明显的“V”字反弹，“今次取消核酸检测可以说是真正打开‘复苏旅游业之门’。相信全面‘通关’后旅游业界整体气氛会有所好转，短途消费旅客量会首先出现增长，下一步主要是推进放宽内地旅行团的签注。”
姚柏良表示，香港旅游业仍然处于复苏的起步阶段，重新吸引旅客到香港，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让大家看到香港的优势，香港不只是‘美食之都’和‘购物天堂’，香港的历史文化和新基建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姚柏良表示，香港下一步要“多宣传”“多包装”“多推广”，做好深度游路线。
“希望今年游客生意可回复至疫情前五至六成。”姚柏良指出，现在业界在人手和资金上都有压力，“春节后是传统旅游淡季，现时放宽不会出现旅客量猛增的情况，香港承载能力可以应付。但随着旅客不断增加，例如航空、酒店和旅行社等都需要增加人手，希望特区政府深入了解业界情况，提供一些适切的政策支援，协助业界尽快恢复活力。”
文字记者：戴小橦
摄影记者：李志华 陈永诺
视频记者：范思忆 梁源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大星彩票地图 |
